福祸相依疑无路
返回在我生病之前，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时间，正是我们家起步的三年。
我是在1980年7月到万向工作的，当时在沙地这一带已经有种植苗木的农户。新街有个苗木市场，农户在这里相互买卖，也有一些单位买苗木回去做绿化用，这反映了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单位有了绿化的要求。萧山这一带首先响应这种需求，于是有了市场上的苗木交易。
我到万向工作以后，星期天没事时，便跟着父亲到外面走走。星期天父亲也是在家里呆不住的人。
我跟着他在杭州城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单位需要苗木作绿化用。父亲有个朋友在杭州橡胶厂工作，我们进了杭州橡胶厂以后，发现绿化墙是用黄杨做成的。我提议那么多黄杨，可不可以让我们剪一些回去扦插。父亲很赞成我的建议，于是找关系，让橡胶厂同意我们的请求。在征得橡胶厂的同意以后，他借来剪刀，剪了满满两麻袋，带回家以后，我们家开始扦插黄杨。
1981年，父亲把我们家首批扦插的黄杨苗卖给了杭州古荡的一家苗圃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黄杨苗的价格是2.5分每株，这批黄杨苗共卖了几百块钱。看到这批黄杨苗能卖这么多钱，父亲和我都非常高兴，要知道当时几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在万向工作的时候，第一年每月只有18块钱，第二年才涨到每月20块钱。
1982年，父亲到外地弄来了一批小叶黄杨，我在家里扦插了好几天，大约有2万株。我们算过，以2.5分钱一株，2万株小叶黄杨，价值约500块钱，感觉非常了不起。
1983年，我们家把这批小叶黄杨卖掉。这一年，在宁围、新街，龙柏苗已经火得不得了了。在我们家扦插小叶黄杨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嫁接龙柏苗了。当时当地有句话，叫做“龙柏龙柏，弄弄一百”，两年生的龙柏苗就值4块多钱。至此，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的概念。我相信，在中国的大地上，萧山肯定是“万元户”概念出现最早的地方之一。萧山人种植苗木，是种植龙柏苗等苗木产生了第一批万元户。
由于种植龙柏苗能够赚钱，在萧山很快形成了种植龙柏苗的风潮。
那时候，我在万向就听说，有人对万向的领导层提出这样的建议：职工工作之余种植龙柏苗，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万向的领导层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说，大家都种点龙柏，增加些收入，家里富裕后，把企业办好。看来种植龙柏苗是趋势，未来前景无量。
看到这种情况，我对家里人说，种龙柏是方向。小叶黄杨卖掉以后，第二年龙柏苗的形势更好了。我对父亲说：我们家也种龙柏吧！父亲同意了我的意见。他看到盈丰公社有一户人家种植的龙柏苗长势很好，于是领着我去看。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错，决定买下。经过讨价还价，两年生的龙柏苗4.3块钱一棵。当时我们家只有不到两千块钱，于是到亲戚家借了两千块钱，加上自己家的积蓄，凑够了买龙柏苗的钱，买了800来棵龙柏苗，整整装了4板车。
种植龙柏苗，既有希望的憧憬，也有辛苦的劳作。
从1983年春龙柏苗种下起，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住在外面，春夏秋冬，风餐露宿，提心吊胆，这也为我以后患“溶血性贫血”病埋下了祸根。
到1984年底的时候，我们估算了一下，如果把自留地里的龙柏苗全部卖掉，按大的二三十块钱一棵，小的一块多钱一棵，可以卖10万元。但后来在卖的时候，没有全部卖光，留下了一批，价值大约有3万元左右。我们盘算，这些价值3 万元的龙柏苗，到年底又值6—10万元。
在这样的规划下，1985年，在卖掉龙柏苗以后，我们家开始造房子，造房子的预算是10万元。在我们家5月份造房子的时候，已经传来龙柏苗市场行情不行的消息。原来留下来的那片龙柏苗就不值钱了。父亲规划房子造3层，每层6间，因为龙柏苗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所以本来打算请人做的活，为了节省工钱，这时候也必须要自己家里的人亲自做，所以我们家造房子造得特别苦。几十吨的黄沙，船运来后，要一担担地挑回来；60吨的水泥运到以后，要一袋袋地搬回来。这些活我都是身体力行、干在前面的，并且很多是雨天，干活特别辛苦。
房子造好后，我的身体也垮掉了，家里还欠了2万多元的债。其实房子造好以后，有没有福气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量入为出，没有这样的能力而造这样的房子，肯定有力不从心的地方。
由于几年的风餐露宿和造房子的辛苦，寒气进入到我的体内，身体虚弱又不能把寒气逼出，我患上了血液病。
1985年年底的时候，我整个人黄黄胖胖的，有人就告诉我，我患的是“黄胖病”。我想，医院里诊断的是血液病，怎么又变成了“黄胖病”呢？但由于体力不支，我还是按照那人的偏方开始吃药，一次吃7颗药丸。在按偏方服药之前，我全身浮肿，按偏方吃药以后，感觉药效明显，小便也多起来了，人很快就轻松多了。
在种植苗木的过程中，我与父亲总是意见一致、配合默契，是一对好搭档。
1983年，我们家决定种植龙柏苗的时候，家里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父亲与我的意见一致，认为种龙柏能够致富。在购买龙柏苗之前，我们把自留地认真地整理好，龙柏苗拉回来后，马上请几个帮工栽种下去，然后用篱笆墙围起来。全部打点好以后，看着满园的龙柏苗，既感觉到了希望，又感觉到了压力，毕竟是4000块钱的家当全部在这块自留地里。
在龙柏苗栽种的同时，我已经在自留地的一角把管理龙柏苗的草房建好。龙柏苗栽种完毕后，我就开始住在草房里管理这块地里的龙柏苗。我对这块自留地非常有感情，龙柏苗栽种下以后，每天都有活干，剪接一株就是一块多钱。当时我在万向工作，业余时间都放到这块龙柏苗上了。春天到来了，看着雨后冒出的新芽，让人感到无限的希望。
管理龙柏苗的工作是细致入微的。
有一天我到一个同事家里去，看到他正在给龙柏苗整理丫枝。看到我来到他家里，便问我：龙柏苗好不好？我说：很好的。看到他给龙柏苗喷施营养液，我问道：你在给龙柏苗喷施什么营养液？他告诉我，他给龙柏苗喷施的营养液是葡萄糖。他还告诉我，栽种龙柏苗的土壤要施肥，外面也要喷施营养液。
回到家以后，我也照着那位同事的方法给龙柏苗喷施葡萄糖，精心呵护到如此的程度。我对农业是有一定研究的，什么样的土壤最好，什么样的苗木最好，我都能够一眼看出。
1983年，在是否种植龙柏苗的问题上，我与父亲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当时我们家只有不到2000块钱，为了能种植龙柏苗，父亲就去找别人借款，然后买回龙柏苗种在自留地上。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管理的工作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办企业以后，我说某件事情可以做，他就支持我，至于有多大风险，他是不管的。我与父亲就是这样一直搭档过来。这个过程回忆起来非常有意思。有人说“上阵父子兵”，上阵父子兵的感觉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体会出来的，父子要投缘，也要配合默契。
1981年，父亲在杭州古荡买了几百块钱的黄杨苗。当时没有几个农村家庭能够这样做，这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眼光。
1984年年底，看到即将丰收的龙柏苗，我对父亲说：我们家可以造新房子了。父亲说：好的。于是我们决定把大部分的龙柏苗卖掉。
父亲推销磷肥，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我们家决定要把大部分龙柏苗卖掉的时候，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一个一次性能把7万多块钱的龙柏苗全部买过去的大买主。七八万元的交易额，对当时当地的农民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一笔交易了。
卖龙柏苗的当天，我们家像嫁女儿一样，把龙柏苗打扮好。这批龙柏苗是通过船只装载运走的，当时从我们家门口到解放河的桥边，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龙柏苗卖掉以后，我们家就开始在原来这块土地上造新房子了。
房子造好以后，我就生病了。
1986年，父亲工作的磷肥厂也倒闭了，被万向节厂收购。父亲当时52岁，按照当时的收购协议，50岁以上的人全部退休。父亲被迫回到了家里。
我们家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造房子负债2万多块钱，我还需要钱看病。而当时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以后，他每月只能领52块钱的退休金；我哥哥在学校里教书，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我嫂子在乡镇企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就这点收入，欠下的2万多块钱债务如何来还清呢？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父亲的身上。
1986年开春以后，我就没有住院治病了。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党山、绍兴安昌看中医，半个月一次。这时候他已经52岁了，用自行车驮着20多岁的儿子去看病。坐在自行车上，我发现，他的白发一天天多起来了。他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病的地方，明明那里有亲戚，他也没有去。
我知道自己的病，如何治疗，我也在苦思冥想，这样的慢性病，要么不到医生那里去看，如果要看，就要相信这位看病的医生，要看完疗程，一般我会看完两个月的疗程，如果两个月还没有疗效，才会换医生。我先后看了两个医生，一个在党山，一个在安昌。就这样，父亲陪了我四个月时间去看病，结果还是没有效果。后来又到其它地方去看中医，抓了一些草药，一般都是父亲陪我前去的。
到党山、安昌等地看病，一天一个来回，是非常累的，还不能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这让人倍感煎熬。看病的医生对我讲，患了这样的病，如果维护好一点的话，可以活十年时间。这句话我不能对父亲讲，但我知道，我的毛病究竟怎么回事，他一定知道的。
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情绪，在陪我看病的路上，他总是盘算着办厂。他说我们家造的大房子，是可以办厂的。他希望能办一个服装厂。我知道，他讲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期盼、一种希望，他在想办法使这个家摆脱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