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今日传化》上看到了正在连载中的“沙地记忆”系列随笔,就在电话里跟我说:太喜欢你们的萧山花边了,什么时候你也写写关于花边的文章?我说这文章我当然要写,“沙地记忆”里怎么能没有花边和跟花边有关的许许多多记忆呢?但是坐在电脑前真的要写,对花边太多的复杂的感情,又让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
萧山花边,又叫万丝缕,相传起源于意大利威尼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中国。1919年秋又由沪商徐方卿辗转传入萧山坎山镇,首批习艺者24人,后挑花女工队伍逐渐壮大,最辉煌时据说达20来万人。代表作有大型“西湖全景”,那是1972年,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的萧山花边厂特意为杭州机场贵宾室绣制的窗帘。该作品高6米,宽18米,用线12万支(约10公斤),手工挑绣达3000多万针。此外,还有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巨幅万缕丝花边窗帘、宁夏厅的花边窗帘等,也都是萧山花边的杰出代表。萧山花边还获得过萧山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质量金质奖,出口5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国外许多王室宫廷专用装饰品。
当然,那20来万名挑花女中的绝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自己参与创作的萧山花边在国内外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和喜爱,当年她们在劳作时,甚至都不知道这些花边会销往哪里,去做什么用,不知道这些花边为萧山官方获得的一切荣誉。她们也许还以为生为女人,命中注定是要挑一辈子的花边的,一幅“西湖全景”,人们看到的是精美、雅致和劳动的伟大,而挑花女们或许只会痛苦地联想起熬夜的艰辛、对针脚把握的战战兢兢和因长时间坐着挑花边给颈脖、腰背带来的酸痛。
坎山古时为钱塘江入海口,北端亦属沙地,所以,挑花女多是沙地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萧山沙地区,你还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妇人和女孩子坐在草舍门前或竹园里,左手拿着花边纸,右手捏着针,挥舞着胳膊飞针走线。倘是只隔了几步路远,还能听到嘶嘶的拉线声。那时候每个公社都设有花边收发站,生产队里也有专门负责收发的,此人必须聪明伶俐、热情负责,并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花边纸发送下去的时候,都是卷成筒状的,里面裹着所需绣花线,一张花边,通常为两张A4纸大小,展开簇新的花边纸,一股油墨香即扑鼻而来。纸上用虚线淡淡地绘着花边图案,这些图案大多取材于花卉,笔法简练,画面对称,并富有层次感,那些熟练的挑花女一看就明白了:哦,这里要挑“直根”,那里要挑“花散针”,再过去一点是“蛇皮针”。她们还能根据图案,准确地估算出这张花边一共需用多少根绣花线,所以她们也习惯以用线的根数来指代工作量。比如经常会听到她们讲:“今晚上我还得再挑20根线才能睡。”“我打了个瞌睡,至少要少挑5、6根线。”“她看我来不及,帮我挑了10根线,下次我要多还她两根⋯⋯”为确保花边产量,上面还会按每户人家的女性人数将花边分配到户,未成年的按半个成人计算。
花边回收期限有急有缓,急者,仅有两三天时间,就须完工;缓一些的,最多也不超过十天半个月。但不管是急期还是缓期,挑花女们都得熬夜完成,因为挑花边毕竟只是她们的副业,白天还得在生产队里上工,只有晚上或凌晨才能有大块的时间用来挑花边。于是傍晚下工后,即从地头匆匆赶回家,用洗衣服的老碱把手仔仔细细地擦洗一遍,然后坐在露天的道地里,借着白天的余光挥舞针线。一直挑到都看不清针脚了,方将花边合拢,起身。喝完家里人早已为其凉好了的粥,将阵地转移至灯光下,再重新打开花边接着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沙地区,家家户户都已装上了电灯,但这电灯当时普遍都只有15瓦功率,15瓦的电灯颜色看起来跟桔子一样,灯光亦是桔红色的,灯泡挂得很低,简直就在挑花人的鼻尖前。灯光将这人的背影放大数倍,罩住了其背后的半间草舍。但相比煤油灯,还是要好得多。煤油灯点着的时候,火焰上面是一柱浓浓的黑烟,墨黑,倘是颜色雪白的花边,很有被熏黑的危险。再就是火苗子老是会不停地颤抖。那时候晚上经常会停电,停电的夜晚,就像阴雨日子,总给人很郁闷的感觉。有时候在煤油灯旁干活,突然眼前一亮,随即发现整间草舍里都是雪亮亮的——电来了,即便是15瓦的电灯光,一刹那间也给人亮如白昼的感觉。
也有一些挑花女为了省电费,就带着花边到邻居家里去“借光”。我大姑那时也经常去她几个同伴家里“借光”,不过她出去“借光”不是为省电费,而是为了跟一群年龄相仿的少男少女跑老远的路出去玩或看戏,沙地人把年轻人这种行径称为“赶露水”。“赶”完“露水”夜已深,也不回家,就意犹未尽地在某个女孩子家里找一张床作戏台,演一出凄凄切切的《孔雀东南飞》或情意绵绵的《十八相送》,累了,五六个女孩子便横卧在一张破草铺上,呼呼大睡到次日太阳高高升起。我奶奶一开始是很信任大姑姑的,因为她出去的时候,是郑重地带着花边活计从我奶奶面前经过,对于她的彻夜不归,奶奶还以为她们是在通宵达旦地挑花边。每次都到花边上交前的最后一天傍晚,自知难以交帐的大姑姑就跟我奶奶玩失踪,又气又急的奶奶和小姑姑遍寻她不着,只得返回家里,将一间半草舍壁壁角角地翻寻半天,终于在揭开一张破草席时发现了被大姑姑藏在那里的花边,纸却还很新,打开一看,几乎都没怎么挑过。奶奶便一屁股坐在堂前泥地上,“杀头”、“斩头”地嚎啕大哭。却顶多也就哭一两分钟,因为仅剩一晚上的时间了,明天一早负责收发花边的人就要过来催交花边。于是奶奶擤一把鼻涕和眼泪,洗洗手,和小姑姑一起争分夺秒地彻夜赶挑那张花边。
小姑姑比大姑姑小三岁,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瘦小,十一二岁时坐在脚稍稍高一些的竹椅上挑花边,两只脚还够不着地。她十六岁那年跟人去了离家十多里路远的一个石场里干活,三个人的花边任务从此便基本上都落在我奶奶身上。每次领到纸和线,奶奶就留下一半,另外一半被她放进竹篮里,用手拎着,再带上年幼的我,去邻村挨家挨户地寻找转让对象。有时候大热天里我们咽下午饭就出门,因为这时候很容易打瞌睡,呆在家里干活效率会很低。
我们在两边都是高大的络麻林的田间小路里走着,脚底下面的滚烫和从头顶上直直地晒下来的太阳光,很快把我们蒸得浑身都湿淋淋的。终于,脚下的路渐渐宽阔了起来,两边的络麻林也被一间间低矮的灰褐色的草舍所取代。有人坐在路边的一棵苦楝树下纳凉,奶奶便拉着我的手过去推销她竹篮里的花边,顺便也替我讨口水喝。只是花边很不好推销,因为许多挑花女自己手头上的活儿也须争分夺秒才能完成,我们往往要走许多路,方能把篮子里的花边一张张地发放掉。
有一次我下巴生了疮,没有跟奶奶一起出去。那是个春日的午后,母亲坐在舍门口的一把竹椅上挑花边。挑花女一般都坐竹椅,不坐凳子,因为椅子有靠背,可以搭湿毛巾。由于是出口商品,花边质量要求非常高,除了针法上不能出一点儿差错,针脚必须匀称,拉线时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外,清洁度要求也非常高,洁白或乳白色的花边上面不能看得出有一丁点儿的污渍,不然,交上去时会被花边收发站里的人给退下来。所以每次坐下来挑花边前,挑花女们都要先把手洗干净。挑的过程中,手指头一旦触摸了别的东西,都得用湿毛巾擦过。倘是额头、手心里出了汗,也要立即用毛巾擦去。那天我先是坐在母亲旁边的竹门槛上玩着的,后来奋力从她的椅背上拉下了那块毛巾,大约觉得有点脏,就径自拿着毛巾朝离家最近的一个池塘走去。
数年后母亲回忆说,她当时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梦见我掉进了水里,脑子里只想着:只要抓住我的头发,就能把我从水里救出来!一直安静地蹲在我家路口晒太阳的堂爷爷家的狗,这时候突然狂吠起来。母亲被惊醒了,发现我已不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便随手扔掉了手里的花边,朝池塘飞奔而去,就见泥岸边有一大块泥被垮塌了下来,再看水里,一缕黑乎乎的头发若隐若现。母亲一脚跨进水里,如梦里所想的那样,一把揪住了我的那缕正离岸越来越远的头发。
母亲说,那天下午她后来再也挑不成花边,因为手脚一直都软得要命。
下期预告:花边里的日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