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说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那所村小的概貌。
      如前文所说，我们学校只是一溜排平房。每个年级一个班，再附设一个幼儿班，这个幼儿班，把今天的幼儿大班、中班、小班全都囊括在里面。幼儿班没有课本，不必参加期中、期末考试，大概上面也从未作任何考核要求，所以不只家长们认为幼儿班可读可不读，似乎校方也认为这个班可有可无，分配给幼儿班的教室是最差的，半明，一年四季都享受不到太阳光，门窗也几乎都是损坏了的。冬天，穿了双开着天窗的破球鞋的我们，双脚总要回到家后用热水泡过，才能恢复知觉。教室里的泥地，如风拂过的湖面，那些桌凳下面的四只脚，多半有一只是轮空的。
      但是最难受的还是在下雨天。几十双脚进进出出，地面就变得十分泥泞，门外的走廊，更是被踩成烂泥塘底。若在阵雨天，雨点毕里啪啦地从门窗破洞里劈进来，顷刻，里外就变得一样水淋淋的。这样的雨天里，只要天气还不是很冷，我们总是光着脚板上学，或者把鞋子拎在手里走。
      夏秋时节，手里拎得最多的还是一个水瓶。村小里没有伙房，再热的天也不供应茶水，于是午饭后，上学途中，几乎人手一个水瓶。瓶子多是自己家里的酱油瓶、醋瓶或父亲的酒瓶，找出来，洗洗干净，即用来装茶水。大热的天，冰凉的井水比茶水更受欢迎，只是那时候沙地人家私人打井的极少，从家里出来，得走一两里路，方能遇到一口砖井，是隔壁小队里几十户人家公用的。大热的天，一到即能打上水的好运气几乎不大有，通常得在井边等半天，等水点点滴滴地从井壁渗出来，在刚刚见底的井里重新蓄积到一定的高度。
      有时候自带的茶水被早早地喝光了，又实在口渴得要命，便用瓶子去舀村小门前一条小水渠里的水喝，渠里的水有时候流速很快，是从附近小河里抽上来溉田用的，看起来清粼粼，仔细闻起来却有股烂麻水的臭味，所以喝过一两次后，宁可忍着焦渴，也不敢再喝了的。水渠另一边是一个大竹园，竹园主人姓施，有三个儿子，老二和老三极为强壮，据说一丈高的围墙，都可以徒手翻越过去。他们骑自行车，双手都是不碰把手的，就跟我们走路一样，完全只是脚的事情。我曾亲眼目睹那个老二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猛地将一个专门用来练臂力的健身器拉开。而这个动作，许多跟他同龄的小伙子，即便是站着也很难完成。
      竹园临渠的边上，有两棵水桶口粗的楝树，树杈上面吊着两只铁环，据说为施家兄弟大清早起来练功所用。有几次我们凌晨六点钟左右赶到学校里，果然遇见老二正双手抓着铁环在那里做引体向上。我那时正迷恋武侠小说，连环画《燕子李三》和《白莲教》也看得天昏地暗，这对兄弟，特别是那个老二，成了我现实生活中唯一的崇拜偶像，甚至于老二打乒乓球的姿势，也令我着迷。村小里有一张乒乓球台桌，傍晚放学后，能经常看见老二和他的同伴们在那里打球。老二打球，有点像电影里的武师打醉拳，无论是发球、接球还是扣球，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柔美、随意，许多我们都以为毫无希望了的球，到了他那里，依然能起死回生。即便是失误，也还是那么潇洒漂亮。原来面对搏杀，也可以如此富有艺术意味。我常常因为观看他们打球，耽误了回家时间而挨骂。
      有一家小卖部也跟村小紧挨在一起，窗口正好对着操场。我们要买东西，就踮起脚趴在窗台上，然后把钱从装有铁栅的窗口递进去。里面坐着个比我们大七八岁的女孩子，俊俏的脸上却总是一副漠然的表情。接过钱，她又一言不发地把东西从窗口递给我们。我常常猜想她是不是因为不高兴，却又觉得她似乎没有不高兴的理由，她的干爹，也就是这个小卖部的老板，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队长，小卖部里又有那么多的糖果糕饼，她想吃，也只是伸伸手的事。
      她的干弟弟，也就是那位大队长的小儿子原先跟我哥哥是同一个班的，后来一直留级到我们班里。这位小公子在学校里所向披靡，连校长都吃不消管他。我们暗地里都把他当作一条随时会向你张牙舞爪地扑腾过来的狼狗，总是能避则避。记得三年级时，有一次课后我坐在教室里背唐诗《鹿柴》，最后一句是“复照青苔上”，“上”字的音还未落，几个栗子爆冷不丁笃笃地敲在我的脑门上，惊怒地扭过头去，发现是他，正收了手，嘴角含笑地从我背后离开。几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都朝我挤眉弄眼。过了好会儿我才想到是“复照”两个字的音冒犯了他，他父亲的名字，也正好跟这两个字谐音。后来听班上的同学背《鹿柴》，都只背前三句，最后一句，宁可被老师批评，也决不再背下去。令我惊讶的是，哥哥居然跟他相处得非常好。
      哥哥也经常光顾那个小卖部。他手里的钱似乎比别人更经用些。比如五分钱，别人只能买到一个雪饼，哥哥却能从那位小公子手里换回两个。他就自己吃一个，给我留一个。但有什么吃的，他总会给我留一半，即便是半包葡萄干、半瓶桔子露汽水。他不大爱吭声，常趁下课时，跑进我们的教室里，什么话也不说，只把东西往我面前的课桌上一放，又匆匆跑出去了。
      小卖部以西二三十米处，还有一家代销店，门面要比那家小卖部大得多，里面的商品品种也起码要丰富一倍。一走近店门口，即能闻到一股似乎经年不散的酒味、糖味、咸烧饼味和香烟味，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跟那个色渍斑驳的柜台一样，总给人说不出来的亲切的感觉。店里的营业员，是从镇上过来的一个知青，据说其前任也是从镇上下来的，一个胖胖的半老头，留着雪白的长发。人们老见他趴在柜台上画画，都说他画的老寿星，跟买来的年画里面的差不多。这人后来成为省里知名的扇面画家。只是做梦也没想到，多年后我和他的名字会经常出现在小镇文化站长的工作报告和别的文字材料中，有时他在前，我在后；有时我在前，他在后，形影不离，难分难舍。有一次，杭州市委一位分管文艺的副书记和市委办秘书长专程来小镇看望我们两个。在镇政府会议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耳闻了二十来年大名、拥有显著外貌特征的前辈。握手的时候，我迅速地低下了头，以示对他的谦恭和尊敬。后来听他跟领导们大谈启功和赵朴初的书法，越发不敢插嘴说话。之后不久，去市文化局参加一个评奖会议，忽惊闻他因心肌梗塞突然辞世的噩耗，从此把我在文化站长的工作报告里孤单抛下。
      学校附近还有一家袜厂，也是当时大队里唯一的一家村办企业。站在操场入口处，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从袜厂车间里传来的女工们用手摇袜机织袜时的咕吱咕吱声。这些系着雪白围裙的女工们，夏天经常像一群白鹭似地站在校门口旁边的土堆上，吧哒吧哒吃棒冰，吃得只剩下捏在手里的那根小木棍了，还要再吮两下，然后嬉笑着掷向旁边某个人，在互相袭击和躲闪中，嘻嘻哈哈地飞快逃散。大部分的人都逃进了织袜车间里。那个车间门口，我们也经常过去张望，张望的目标是女工们随手扔在地上的一团团尼龙丝头。这些被遗弃的尼龙丝头，却被我们视若宝贝，捡回家，细心的姐姐会把它们一根根地整理出来，然后用勾针编织成一副副手套和围脖。
      袜厂里年轻的机修工也会经常跑到学校操场上来晒太阳，跟老师们聊天。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们真正要晒的不是太阳光，而是几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