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十多年前，省作协组织几位作家去新疆采风，受到当地牧民的盛情款待。酒宴上，东道主提议以歌助兴，主宾挨个轮着唱，唱不了的，罚酒三杯。轮到一位萧山籍作家(这人也是我的老师)，但见他端坐于桌前，拿起一根筷子，一边微闭着眼睛用那根筷子敲着碗沿，一边半唱半念道：“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老师人精瘦，个子却很高，面色黄黑，同去的另外几位作家都笑得死去活来，而他兀自深情镇定地把用这五个字组成的歌词唱了N遍，借以躲过罚酒。

    我不知道萧山萝卜干的知名度有没有渗透到那些新疆人的耳朵里，但我可以想象那位老师在唱着这首自编的大约也是有史以来作词最简单朴素的歌曲时，对萧山萝卜干的知名度必是充满了自信。

    老师是萧山南片山里人，而萧山萝卜干的出产地，其实是在钱塘江南岸的沙地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及之前，沙地农田里最抢眼的景致，春天莫过于金灿灿的油菜花海，和在日渐暖和的东风里碧波荡漾的麦田；夏、秋是几乎跟森林一样高大且密密麻麻的络麻蓬与稻田；到了冬天，便是那一垄垄有着翠绿色缨子的萝卜地。

    萝卜是继络麻收获后下的种。中秋时节，沙地农人开始剥络麻，一片片络麻被纷纷拔倒后，家家户户门前的视野，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开阔，仿佛呼吸也通畅了许多。剥完络麻，还来不及喘口气，村人们就得赶着把一垄垄硬实的络麻地翻松，整平，撒上几乎跟鱼籽差不多大小的萝卜籽，然后赤脚，把地踩实。踩时，双脚呈八字形，一个脚印挨着一个脚印地往前挪。

    17岁那年的某个午后，我跟着父亲在刚下过种的萝卜地上踩那八字形的脚印。这活儿单调得不能再单调，就一边踩，一边瞎想着小时候许多和萝卜有关的往事。踩完那垄地，偷偷溜回屋里，写了篇2500字左右的散文《红萝卜白萝卜》，用复写纸誉抄在方格稿子上，投给杭报的西湖副刊。过了些日子，厂里的女会计告诉我，杭报副刊上有一篇写萝卜的文章，作者文笔跟我很像。两人把厂长办公室里的报纸都翻遍了，终于找出她看到过的那张杭报，副刊版面左上角的位置，果然刊登着我的那篇《红萝卜白萝卜》，还在标题旁边配了插图，只是作者署名是“张亚芳”，必是我誉抄在方格稿纸上的字太潦草所致。不久，杭报给“张亚芳”同志寄来了26块钱的稿费，“张亚芳”还请那位帮她翻报纸的同事看了场电影。再后来《红萝卜白萝卜》又被另外两家刊物转载，前后共拿了五六十块钱的稿费。那块地，后来起得的萝卜，切成条，也未能卖得这么多的钱。这次意外收获，让“张亚芳”再次意识到做农民的悲哀。

    籽儿出芽，萝卜秧一哄而上，太密，必得删，优剩劣汰。删下来的比豆芽略长些的萝卜秧，沙地人叫“鸡毛菜”，舍不得扔掉，洗净，用菜油一炒，嚼起来，微微有点苦，可是嫩，还有股油香。

    天气眨眼转凉，清晨草叶上挂的露珠儿，也一日比一日重，不定哪一天，又忽儿变成了雪一样的浓霜。走在萝卜地旁边的泥路上，闻得到混杂在一起的泥土的芳香和萝卜菜叶味儿，想象捂在泥里的那一条条雪白的根茎，正在一日日地疯长，心里对未来的希望，亦会跟着饱满。

    这阵子，上学放学的途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去关注路两边的萝卜地，若是发现那一截截裸露在泥土外面的萝卜，已有扫帚柄粗细，结伴同行的几个人，便会挑一个视野里最大的拔了，去掉菜叶，用大拇指指甲一圈一圈地剥萝卜皮。平时十个指头，大拇指指甲挨剪的次数，总比其它指头的要少得多，也许潜意识里是要留着剥萝卜皮的。这萝卜皮，易剥的，跟削苹果一样，直剥到根部，所有的皮都还连在一起，形成带状，然而这种萝卜，水分必少，不好吃；好吃的，一般都不太好剥，剥一小截，指甲就发痛，于是歇一歇，先咬一口尝尝。沙地人便以“污泥萝卜，剥截吃截”来比喻做事没有统一规划，只是想到哪，做到哪。第一批萝卜，其实不尝也知道，生吃，滋味必不好。尝第一口时，还感觉不出来，嚼到第三、四口了，一股辛辣的滋味，就会从舌边到舌根和舌尖缓缓地扩散开来。于是吸两口气，把手里咬剩的萝卜，迅速扔掉。

    真正好吃的萝卜，一般都长得比较晚。辣或不辣，也往往可以从萝卜的外形上看得出来，就如人之面相，初次见面，就给你此人是否为善良之辈的直觉。短而圆，皮色白润者，生吃往往爽口而略带甘味(我奶奶夸生萝卜好吃，会说：跟鸭梨一样。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菜场里的萝卜也赶上了鸭梨的价格)，反之，则往往辛辣不堪。一般以为红萝卜即甜萝卜，生吃口感较白萝卜佳，其实也不尽然，红萝卜亦有辛辣者，白萝卜也有鸭梨口味的。此地所谓的红萝卜，皮色也大多红得不是很纯正，往往上半个是红色的，靠近根部的地方，又是白的。

    从家里到村小，有四里路左右，沿途都会有萝卜地，但我们只会对某一块地上的萝卜感兴趣，这是经品尝比较后确认的。瞅瞅地上无人，一群人便背着书包，麻雀般呼啦啦地飞向那片萝卜地，人手一个或两个。回到路上，一边走，一边用手指剥或以小刀削了皮吃，嘴里还雄纠纠地唱：

萝卜路边草

要吃不用讨

讨讨要倒灶

骂骂要火烧

    现在想来，有点像一群小无赖。偶尔也会突然撞见萝卜地的主人，却大多也只是朝我们看看，为几个不值钱的萝卜，斥喝一群学生仔，是要被别人说小气的。

    新鲜萝卜做菜，沙地人家最经典的吃法是红烧萝卜丝。把整个儿的萝卜切成丝，刀功要好，一条条的萝卜丝，粗细适中、均匀，可以增强食欲。也有把萝卜切成块状，烧醋鱼，烧猪肉，烧排骨汤。萝卜烧羊肉，可以去羊臊气。最简单的莫过于饭焐萝卜。把萝卜切成条状，做饭时，随便堆放在饭架上一起蒸。等到开饭，把萝卜条连同粘在其上面的饭粢一起挟入碗内，佐以酱油、猪油和味精。冰冻过后的饭焐萝卜，特别糯，还微微有点甜、鲜，尤其受牙口不好的老人的欢迎。当然，用猪油和味精作调料，多半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更早的时候，对许多沙地人家来说，怕是连酱油都是奢侈品。据说文革期间，有人曾感慨：大海航行靠舵手，饭焐萝卜靠酱油。饭焐萝卜靠酱油，这在当时许多沙地人的体会中，简直是真理，但“舵手”是谁？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啊，伟大领袖怎能与酱油萝卜相提并论呢？那人因此结结实实地吃了些苦头。

    自家食用的萝卜，只极短的一垄地即可。家家户户种植的大片大片的萝卜，基本上还是用来腌制萝卜干，且是须抢在大冻之前拔回家。天寒地冻时，活儿难干，腌制成的萝卜干，品质也容易坏。拔萝卜的当天，最好有太阳，不然，阴天，风又大，或蹲或坐在旷野地里，双手几个小时内都不停地跟冰冷的萝卜和泥土打交道，不是很吃得消。

    收获萝卜时，大多一家人齐上阵。小孩子在前面拔，一边顺手把带着缨子的萝卜整整齐齐地排成长长的一列；母亲及奶奶跟在后面，用菜刀断去萝卜缨子，将萝卜随手丢进旁边的土箕里，缨子依然像刚才那样摆放好。父亲则用箩筐和扁担，将一担担刚刚收获的萝卜挑回家，倒进早已备在门前道地边上的一口缸里。这缸通常要比放在灶间的吃水缸大，有条件的，会用七石缸，也有用自制的水泥缸。池水冲下去，一个个污泥萝卜都密密麻麻地浮在水面上，把铁耙伸进去捣几下，那水很快就变成了泥浆。得换过两遍水，才见萝卜白净起来。整个儿的萝卜，村菜厂里也有收购，但许多人家都会选择切好晒干或腌制后，才送往菜厂。于是用土箕将已洗净的萝卜从水里捞起，堆放在走廊里。我家那时还住着草舍，走廊泥地上面，须事先用稻草或塑料纸垫好，未靠舍墙的两边，还用木板或络麻杆作栏，免得萝卜一个个滚到外面去。

    草舍走廊狭窄，有时都堆得山高了，还是放不下，于是把剩余的，堆放到舍内堂前（客厅）。那地方原本仅巴掌大，这么一来，家里人进出都不太方便，尤其是吃中、晚饭时，要把那小饭桌摆下来，很需要费点儿劲。好在这样拥挤的日子，也持续不了几天。

    这萝卜一拔，一洗，一堆，我眼里的冬天，也就来临了。